浅析《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白鹿原白嘉轩形象分析
摘要：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主人公白嘉轩的生命历程贯穿于整部作品，成为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这一人物形象本身具有极丰富的多面性，表达了人们对于完美人格的崇仰和对真实人性的探寻，他既反映出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又带着许多应被弃置的缺陷。本文试从儒家文化、宗法制度、乡土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浅析其形象的多面性。
关键词：《白鹿原》；白嘉轩；人物形象；多面性
《白鹿原》宏大历史画卷的展开是以主人公白嘉轩的人生故事为起点的，可以说，白嘉轩的生命历程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而成为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作为一部涵盖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民族发展史以及原乡文化等诸多复杂内容的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极丰富的多面性，很大程度上，作品的复杂多面和宏大主题也正是由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所体现出来的。
一、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在白鹿原上，朱先生是儒家精神的化身，如果说这一人物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化甚至“神化”的倾向，那么白嘉轩则是白鹿原世俗世界中儒家文化和儒家精神的继承者。
在小说之初，白嘉轩身上还并未显现出这种强大的儒家精神的影响力，开篇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对前六房女人相继死去的描写和白嘉轩在娶妻这件事上经历的苦闷，说明当时的白嘉轩还只是个一心追求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找个不会被“克死”的女人的朴质农民。而巧遇白鹿“显灵”后，白嘉轩巧取鹿家风水宝地的做法，也有违儒家的仁义道德。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在娶回第七房女人仙草后，白嘉轩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以发家致富，以及后来在白鹿两家争夺李家寡妇六分水地事件大打出手都可以说不是儒家文化仁义礼让的体现。然而也正以白鹿两家纠纷解决为转折，白嘉轩开始意识到“仁义”的重要性，而一步步成为白鹿原上儒家精神的实践者。
在整部作品中，白嘉轩作为宽厚、正气、仁义的代表存在于白鹿原之上，被当作道德品行的典范，几乎一生都贯彻着儒家精神。他富有仁义之心，胸怀宽广。他办学堂，教家族子弟识字念书、晓以仁义。他策动“交农”，反对掌权的军阀官僚“把枪架在农人的脖子上搜腰包”，带头闹事的郑芒儿、鹿三被捕，他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带麻绳，投奔县府。他虽被黑娃打断脊梁，终生残疾，但是当黑娃被孝文收监，面临死亡威胁时，他不计前嫌，为其奔波求告，努力设法营救。对待鹿子霖与儿媳之间的丑事，他也从不参与闲人碎语，把握了做人的道义。白嘉轩即使被黑娃打断脊梁，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仍然“挺得太直太硬”，因为他在精神上有“仁义礼智信”支撑。在任何时候的白嘉轩似乎都有着自己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坚定认识，他有自己坚守的为人处世的观念，也就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因而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他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并且从未怀疑和动摇。这就造成了，即使是出于社会动荡，历史更迭的时代环境中，白嘉轩这一人物面对不可逆转的潮流和一些不能理解的事实，他仍旧是一个圆满自足的独立个体，因为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这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在其心中是坚不可摧的存在。
然而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一面也在白嘉轩的身上得到了展现。比如“他固守在土地上头，不思进取，不学习新的知识，不发展新的眼光，像他主张耕读传家，读了书还不让孩子出外干事，就在那继承家产，继续耕读”。在对待白灵的态度上，也体现出白嘉轩身上顽固落后的儒家文化的糟粕。当白灵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他的道德观念对抗时，白嘉轩可以残忍的说出“就当她死了”，并且在仙草临死前也只是假意答应了把白灵找回，忤逆在白嘉轩心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这种耻辱和愤恨远大于对于骨肉情亲的眷恋，其冷酷和残忍的一面也得到了展现。
二、宗法制度的捍卫者
在整部《白鹿原》中，宗法制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作为白鹿家族族长的白嘉轩无疑是这一宗法社会文化的代表。“持正”的作风，使白嘉轩游离于各种政治势力之外，保持着特有的权威。在乱世，他自觉地承担起维持家族宗族名誉的重任：修祠堂、建私塾、立乡约、惩恶习。一方面，传统宗法社会的秩序，家族凝聚力以及面对灾难时的一致性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朴与牢固。而更多的是，宗法制度的严苛残酷和对于人的压抑通过白嘉轩这一人物展现了出来。
白嘉轩通过施行宗族权利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用残酷手段捍卫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道学尊严。赌徒、烟鬼，人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白嘉轩果决地用“开水煮手”和“强迫吃屎”的极端“疗法”，彻底地根治了他们的恶习。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使用“刺刷”，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田小娥死后鬼魂作祟，闹得村中人人自危，纷纷对这昔日的“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由此可见，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极其坚定，捍卫族规义无反顾。冷血的惩治手段，露出了他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宗法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扼杀人性的罪魁，白嘉轩身上不仅具有这种文化品格，并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反动与保守”。可以说，白嘉轩的这一面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化展现，通过族长这一社会身份牵连出中国传统社会中黑暗、腐朽和落后的一面。
三、乡土文化的象征
“乡”指明一种地缘和血缘的范围，而“土”则表示这一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和延续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个植根于土地，靠血缘、地缘关系的纽带和传统礼俗来维系的自然村社。它属于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而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的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白鹿原》浸润着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之一在这里也表现为乡土文化的象征。
作为小说集中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身上有着关中人顽强、坚韧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对养育其生长的土地怀有深深的敬畏和眷恋。白嘉轩从小就听说原上白鹿的传说，白鹿是自古便出现在这片历史深厚的土地上的“精魂”，带有及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巧遇白鹿显灵后，白嘉轩设法将本属于鹿家的土地换为己有，已获得白鹿神明的庇佑。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出他与白鹿原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地域文化的一种内在联系。而他自身性格中宽厚、勤劳、质朴、执拗等等因素也表达出作品对于乡土文化中种种美好品质的赞扬和怀恋。与白嘉轩的生命紧密相连的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风俗、衣食住行习惯乃至一些迷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思想，都是构成乡土文化的重要部分。“他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山峰”，小说最后部分的这句话似乎再次将白嘉轩与白鹿原这片广袤与神奇的土地联系了起来，他人生的沉浮起落，大是大非和历经沧桑的白鹿原已有了某种割不断的相似性。他这个生活在原上的渺小个体最终也化为白鹿原的一部分，如同远逝的乡土文化，在历史前进的必然中又令人难以割舍。
四、人性的复杂展现
白嘉轩这个人物之所以有深度和真实感，很大程度上是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挣扎。不论是儒家精神的践行者，还是宗法社会或乡土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些人物形象多面性的得以展现，无不要依赖于人物本身作为“人”的塑造。而单纯从人的角度探寻人性本身的复杂呈现，也是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构成方面。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白嘉轩由一个“本色农民”转向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在其“本色农民”的阶段，他的人性是得到充分而真实的展现的，精于计算、重利践义、争斗之心，这些都是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白嘉轩也没有例外。而在小说后面的叙事中，白嘉轩的人性特征也从各个方面得到了展现。在对待妻子仙草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在仙草生育白灵之时，他平生第一次进厨房烧了一碗开水给她喝，使“她感动得流下眼泪”。在仙草因瘟疫染身、死亡在即之时，白嘉轩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照料着妻子，眼见仙草病重，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地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臂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他伤心伤情地哭泣，这是头一回，她大为感动。”然而面对死前想要见女儿的妻子，白嘉轩却硬起心肠没有完成她的心愿，因为白灵的反叛违背了他的道德观念，他虽爱妻子，却更重脸面和仁义。这种亲情人性的真实刻画与儒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更加凸显了人的复杂性。这一点在关于孝文荣归故里而白嘉轩作为一个父亲感到荣耀，以及得知白灵真的牺牲后的沉痛悔恨表达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在与鹿子霖一辈子的争争斗斗中，白嘉轩虽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宽容大度，但其骨子里却从没放弃与鹿子霖的较劲。甚至在第三个儿子出生后，他这样对妻子仙草说：“我有三个娃子了，鹿子霖……俩。那女人这两年再不见生，大概已经腰干了？”这样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出是出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白嘉轩之口，然而它却表现出白嘉轩真实的生活化的一面，甚至有些狭隘。在对待鹿三的态度上，白嘉轩虽然和他以兄弟相称，但始终没有跨越主仆的沟坎，在鹿三死后感叹的依旧是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去世了。这并不是说白嘉轩对鹿三的情谊是虚伪的，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始终是记得他们二人身份的迥异的，这也表现了“完人”一般的白嘉轩身上世俗的，不完整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白嘉轩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存在，不是一个牵连着各种复杂关系、历史文化因素的木偶，而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为“人”的存在。他的身上有人的美好情感，也有人的狭隘、黑暗、不堪的一面，人性的复杂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作为《白鹿原》中最为闪光的人物，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表达了人们对于完美人格的崇仰和对真实人性的探寻，他既反映出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又带着许多应被弃置的缺陷。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白嘉轩的命运具有不可改变的悲剧性，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完整性，自足性又如同古老沉厚的白鹿原本身，在历史变迁中以静默、坚韧的姿态存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陈忠实李遇春：《关于中人物形象塑造问题――陈忠实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1期。
[3]陆孝峰：《人性的痛苦挣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隐忧――浅析中白嘉轩和白孝文性格之异同》，《名作欣赏》2006年第12期。
[4]刘瑜：《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的乡土特性》，《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潘艳慧：《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论中白嘉轩的人格悖谬》，《榆林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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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鹿原》；白嘉轩；人物形象；多面性
《白鹿原》宏大历史画卷的展开是以主人公白嘉轩的人生故事为起点的，可以说，白嘉轩的生命历程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而成为一条清晰的叙事主线。作为一部涵盖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民族发展史以及原乡文化等诸多复杂内容的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极丰富的多面性，很大程度上，作品的复杂多面和宏大主题也正是由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所体现出来的。
一、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在白鹿原上，朱先生是儒家精神的化身，如果说这一人物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化甚至“神化”的倾向，那么白嘉轩则是白鹿原世俗世界中儒家文化和儒家精神的继承者。
在小说之初，白嘉轩身上还并未显现出这种强大的儒家精神的影响力，开篇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对前六房女人相继死去的描写和白嘉轩在娶妻这件事上经历的苦闷，说明当时的白嘉轩还只是个一心追求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找个不会被“克死”的女人的朴质农民。而巧遇白鹿“显灵”后，白嘉轩巧取鹿家风水宝地的做法，也有违儒家的仁义道德。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在娶回第七房女人仙草后，白嘉轩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以发家致富，以及后来在白鹿两家争夺李家寡妇六分水地事件大打出手都可以说不是儒家文化仁义礼让的体现。然而也正以白鹿两家纠纷解决为转折，白嘉轩开始意识到“仁义”的重要性，而一步步成为白鹿原上儒家精神的实践者。
在整部作品中，白嘉轩作为宽厚、正气、仁义的代表存在于白鹿原之上，被当作道德品行的典范，几乎一生都贯彻着儒家精神。他富有仁义之心，胸怀宽广。他办学堂，教家族子弟识字念书、晓以仁义。他策动“交农”，反对掌权的军阀官僚“把枪架在农人的脖子上搜腰包”，带头闹事的郑芒儿、鹿三被捕，他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带麻绳，投奔县府。他虽被黑娃打断脊梁，终生残疾，但是当黑娃被孝文收监，面临死亡威胁时，他不计前嫌，为其奔波求告，努力设法营救。对待鹿子霖与儿媳之间的丑事，他也从不参与闲人碎语，把握了做人的道义。白嘉轩即使被黑娃打断脊梁，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仍然“挺得太直太硬”，因为他在精神上有“仁义礼智信”支撑。在任何时候的白嘉轩似乎都有着自己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坚定认识，他有自己坚守的为人处世的观念，也就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因而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他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并且从未怀疑和动摇。这就造成了，即使是出于社会动荡，历史更迭的时代环境中，白嘉轩这一人物面对不可逆转的潮流和一些不能理解的事实，他仍旧是一个圆满自足的独立个体，因为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这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在其心中是坚不可摧的存在。
然而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一面也在白嘉轩的身上得到了展现。比如“他固守在土地上头，不思进取，不学习新的知识，不发展新的眼光，像他主张耕读传家，读了书还不让孩子出外干事，就在那继承家产，继续耕读”。在对待白灵的态度上，也体现出白嘉轩身上顽固落后的儒家文化的糟粕。当白灵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他的道德观念对抗时，白嘉轩可以残忍的说出“就当她死了”，并且在仙草临死前也只是假意答应了把白灵找回，忤逆在白嘉轩心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这种耻辱和愤恨远大于对于骨肉情亲的眷恋，其冷酷和残忍的一面也得到了展现。
二、宗法制度的捍卫者
在整部《白鹿原》中，宗法制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作为白鹿家族族长的白嘉轩无疑是这一宗法社会文化的代表。“持正”的作风，使白嘉轩游离于各种政治势力之外，保持着特有的权威。在乱世，他自觉地承担起维持家族宗族名誉的重任：修祠堂、建私塾、立乡约、惩恶习。一方面，传统宗法社会的秩序，家族凝聚力以及面对灾难时的一致性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朴与牢固。而更多的是，宗法制度的严苛残酷和对于人的压抑通过白嘉轩这一人物展现了出来。
白嘉轩通过施行宗族权利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用残酷手段捍卫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道学尊严。赌徒、烟鬼，人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白嘉轩果决地用“开水煮手”和“强迫吃屎”的极端“疗法”，彻底地根治了他们的恶习。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使用“刺刷”，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田小娥死后鬼魂作祟，闹得村中人人自危，纷纷对这昔日的“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由此可见，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极其坚定，捍卫族规义无反顾。冷血的惩治手段，露出了他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宗法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扼杀人性的罪魁，白嘉轩身上不仅具有这种文化品格，并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反动与保守”。可以说，白嘉轩的这一面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化展现，通过族长这一社会身份牵连出中国传统社会中黑暗、腐朽和落后的一面。
三、乡土文化的象征
“乡”指明一种地缘和血缘的范围，而“土”则表示这一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和延续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个植根于土地，靠血缘、地缘关系的纽带和传统礼俗来维系的自然村社。它属于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而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的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白鹿原》浸润着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之一在这里也表现为乡土文化的象征。
作为小说集中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身上有着关中人顽强、坚韧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对养育其生长的土地怀有深深的敬畏和眷恋。白嘉轩从小就听说原上白鹿的传说，白鹿是自古便出现在这片历史深厚的土地上的“精魂”，带有及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巧遇白鹿显灵后，白嘉轩设法将本属于鹿家的土地换为己有，已获得白鹿神明的庇佑。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出他与白鹿原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地域文化的一种内在联系。而他自身性格中宽厚、勤劳、质朴、执拗等等因素也表达出作品对于乡土文化中种种美好品质的赞扬和怀恋。与白嘉轩的生命紧密相连的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风俗、衣食住行习惯乃至一些迷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思想，都是构成乡土文化的重要部分。“他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山峰”，小说最后部分的这句话似乎再次将白嘉轩与白鹿原这片广袤与神奇的土地联系了起来，他人生的沉浮起落，大是大非和历经沧桑的白鹿原已有了某种割不断的相似性。他这个生活在原上的渺小个体最终也化为白鹿原的一部分，如同远逝的乡土文化，在历史前进的必然中又令人难以割舍。
四、人性的复杂展现
白嘉轩这个人物之所以有深度和真实感，很大程度上是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挣扎。不论是儒家精神的践行者，还是宗法社会或乡土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些人物形象多面性的得以展现，无不要依赖于人物本身作为“人”的塑造。而单纯从人的角度探寻人性本身的复杂呈现，也是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构成方面。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白嘉轩由一个“本色农民”转向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在其“本色农民”的阶段，他的人性是得到充分而真实的展现的，精于计算、重利践义、争斗之心，这些都是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白嘉轩也没有例外。而在小说后面的叙事中，白嘉轩的人性特征也从各个方面得到了展现。在对待妻子仙草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在仙草生育白灵之时，他平生第一次进厨房烧了一碗开水给她喝，使“她感动得流下眼泪”。在仙草因瘟疫染身、死亡在即之时，白嘉轩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照料着妻子，眼见仙草病重，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地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臂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他伤心伤情地哭泣，这是头一回，她大为感动。”然而面对死前想要见女儿的妻子，白嘉轩却硬起心肠没有完成她的心愿，因为白灵的反叛违背了他的道德观念，他虽爱妻子，却更重脸面和仁义。这种亲情人性的真实刻画与儒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更加凸显了人的复杂性。这一点在关于孝文荣归故里而白嘉轩作为一个父亲感到荣耀，以及得知白灵真的牺牲后的沉痛悔恨表达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在与鹿子霖一辈子的争争斗斗中，白嘉轩虽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宽容大度，但其骨子里却从没放弃与鹿子霖的较劲。甚至在第三个儿子出生后，他这样对妻子仙草说：“我有三个娃子了，鹿子霖……俩。那女人这两年再不见生，大概已经腰干了？”这样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出是出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白嘉轩之口，然而它却表现出白嘉轩真实的生活化的一面，甚至有些狭隘。在对待鹿三的态度上，白嘉轩虽然和他以兄弟相称，但始终没有跨越主仆的沟坎，在鹿三死后感叹的依旧是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去世了。这并不是说白嘉轩对鹿三的情谊是虚伪的，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始终是记得他们二人身份的迥异的，这也表现了“完人”一般的白嘉轩身上世俗的，不完整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白嘉轩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存在，不是一个牵连着各种复杂关系、历史文化因素的木偶，而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为“人”的存在。他的身上有人的美好情感，也有人的狭隘、黑暗、不堪的一面，人性的复杂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作为《白鹿原》中最为闪光的人物，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表达了人们对于完美人格的崇仰和对真实人性的探寻，他既反映出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又带着许多应被弃置的缺陷。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白嘉轩的命运具有不可改变的悲剧性，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完整性，自足性又如同古老沉厚的白鹿原本身，在历史变迁中以静默、坚韧的姿态存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陈忠实李遇春：《关于中人物形象塑造问题――陈忠实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1期。
[3]陆孝峰：《人性的痛苦挣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隐忧――浅析中白嘉轩和白孝文性格之异同》，《名作欣赏》2006年第12期。
[4]刘瑜：《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的乡土特性》，《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潘艳慧：《儒家文化认同与自然人性的冲突――论中白嘉轩的人格悖谬》，《榆林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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